萧伯纳百年前的“闪电”访沪八小时，留下了什么？

2026.07.27 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1933年，时年77岁的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闪电”访沪八小时，与鲁迅等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短暂会面，成为了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尽管萧伯纳与鲁迅真正的相处只有一顿午餐、两张合影和寥寥数语，但这场会面却在当时被赋予重要意义，人们称之为“半席之约”。 2014年，时任爱尔兰总统迈克尔·希金斯访华，作家出身的希金斯专程前往位于上海香山路的宋庆龄故居，看到了1933年萧伯纳访沪留下的合影。复旦大学英语系教授孙建当时也在现场，他记得希金斯站在照片前看了很久，随后转过头对陪同人员说：这八小时，是二十世纪中爱文化交流史上一颗被低估的钻石。 萧伯纳与中国渊源已久。早在1918年，《新青年》杂志就已讨论过他的作品，1921年，《华伦夫人的职业》在上海首次上演，这是萧伯纳的戏剧——也是西方话剧——第一次完整地搬上中国的舞台。萧伯纳离开后，鲁迅便与瞿秋白商定，收录并翻译萧伯纳来华前后的中外新闻报道，以极快的速度出版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鲁迅在序言里写道： “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而故事竟有这么多，倘是别的文人，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这不是一件小事。 7月26日，是萧伯纳诞辰170周年。同时，今年也是鲁迅逝世90周年。在这一天，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举办了“鲁迅与萧伯纳：1933-2026跨时空文学对话”学术研讨会。将近百年过去，今天的我们如何回看1933年的那场会面？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它给中国与爱尔兰的文学创作，以及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活动现场的嘉宾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探讨。 现场通过情景剧再现萧伯纳访华场景（图片来源：主办方） 01 八小时“闪电行”始末 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对外交流中心副主任胡卫芬首先透过详细的史料揭开了这八小时“闪电”访沪的始末。萧伯纳访问上海是受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之邀，为远东反战会议造势，声援中国抗战。抵沪当天清晨，宋庆龄提前登上游轮拜访刚结束环球航行的萧伯纳，两人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密谈，萧伯纳“迫切地想知道危机中的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 十点半，在宋庆龄的再三邀请下，萧伯纳下船登岸，来到宋庆龄寓所午餐，席间蔡元培、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等人均到场作陪。孙建补充，鲁迅是接到蔡元培的电话才匆匆赶到，进门时午宴已经过半。一见面，萧伯纳便对鲁迅开玩笑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可你比高尔基还漂亮。”鲁迅笑着回复，“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但实际上，当天鲁迅与萧伯纳的交集也不过这三两句话。宋庆龄回忆，宴席间“林语堂和萧伯纳用英语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并没有机会与萧说话”。 当天下午，萧伯纳前往坐落在福开森路上的世界学院，见到了梅兰芳、邵洵美等人，萧伯纳幽默地对梅兰芳说，“我俩是同样的人！”这里的大意是，梅兰芳是演戏的，他是写戏剧的，彼此都为舞台劳作，并赞叹梅兰芳“驻颜有术”。萧伯纳演讲期间，名流们争相簇拥，鲁迅却悄悄退到外屋，后来他写道：“我对于萧，什么都没有问；萧对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他们没有第二次握手，没有约定再见，没有通信——什么都没有。 孙建这样解释两人的寡言：“什么都没问”却“什么都懂了”。胡卫芬进一步分析，这恰恰给一贯敏锐犀利的鲁迅冷静旁观的机会，亲眼目睹各种势力在萧伯纳身上的投射与博弈，他在事后写道：“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说萧是凹凸镜，我也不以为确凿”。 孙建（图片来源：主办方） 随后，萧伯纳回到宋庆龄寓所，在花园草坪接见中外记者，发表即兴言论，谈及中国、战争、革命与人类未来。而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媒体放大、曲解、攻击以及追捧——《字林西报》指责他“宣传赤化”，《大晚报》幻想他充当“和平老翁”，右翼文人则批评他“是不够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下午四点半，萧伯纳返回游轮，离开上海。 02 短暂会见背后的社会思潮 希金斯曾说，这次会见在二十世纪帮助爱尔兰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建立了重要联系。这是一种怎样的联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次短暂的会见？ 胡卫芬指出，当时鲁迅、瞿秋白等人正在构建中国左翼文化核心阵地，对萧伯纳这位西方左翼旗手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认为他有能力“撕掉绅士们的假面具”，却也并没有盲目崇拜，而是有选择、有距离、批判性地欣赏。换言之，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中国、爱尔兰乃至国际社会的不同思潮状况是密切关联的。 胡卫芬（图片来源：主办方） 孙建以易卜生为例，进一步分析了鲁迅与萧伯纳在文艺创作中的无形对话。孙建认为，萧伯纳继承了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传统，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讨论剧”，他曾说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这与鲁迅对易卜生的称颂存在着相似之处，在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透过戏剧看见了现实的问题和出路：“出走了，然后呢？没有经济权，她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在孙建看来，这是两人不约而同地对社会和人性进行着深入的探索和拷问。 萧伯纳曾在大英图书馆研读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视角在他此后的剧作里屡见不鲜，比如在中国影响深远的《茶花女》里，他曾写道：“贵妇，也就是享有社会特权的群体，与卖花女，也就是无产阶级群体，二者的区别不在于她们的言行举止，而在于社会对待她们的方式。”萧伯纳强调平等是由结构性力量造成的，是社会强加的产物，并非人的先天属性，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天然的价值高低层级。这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自然很容易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之中制造回响。 王岚（图片来源：主办方）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王岚进一步从萧伯纳的讽刺剧《日内瓦》指出，萧伯纳其实一直对国际关系与和平事业保持密切的关注。二战前后，萧伯纳开始写作《日内瓦》，并在战争期间多次进行修订，在剧中，萧伯纳透过一系列来自不同国家访客的诉求展现了和平理想所面临的威胁，他不只是讽刺国际组织的无力，还试图追问不同身份者能否共处，受害者能否获得超越国家权力的制度性救助，以及人类能否在面对毁灭性技术时达成共识，而不是各自为政，仅考虑自身利益。 王岚认为，在《日内瓦》中，萧伯纳的国际主义具有鲜明的去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其中尤其展现了对中国和苏联经验的认知，他不是以西方常见的停滞僵化来想象中国，而是用中国社会的变化说明历史不会按照欧洲的预设展开。他写到，中国人已经废除缠足，不再使女性终身残疾，而西方人仍在“束缚自己的头脑，一辈子都在自取其辱”。 赵丽宏（图片来源：主办方） 这呼应了一种中西方的互鉴视角。诗人赵丽宏在现场回忆，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不遗余力地引进、翻译西方的现代文学，萧伯纳访华时，中国文化界对他和他的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但中国作家，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过去很少被翻译成外文，西方人熟悉的中国文学是屈原、李白、杜甫，而对当代文学知之甚少。从这个角度来看，萧伯纳的访华可以被视为一个起点，中国文学开始被看见，并与西方国家建立起联系，展开交流，这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