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面｜“围猎”单身贵族的黑婚介，刑事立案为什么难？

2026.07.30 界面新闻记者 | 蔡星卓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因一则“87年宠物医生”的优质择偶帖，小云踏进了一家“黑婚介”的大门，并一步步陷入了对方精心设下的套路。在支付3万元初始服务费后，她又在“婚后返款”的话术诱导下追加了10万元。 然而，小云告诉界面新闻，婚介所承诺的“严格背调”完全是谎言。其匹配的第9位男嘉宾自称“律所合伙人”，真实身份竟是一名曾因集资诈骗服刑4年且尚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的“老赖”。这场婚恋骗局由此露出真面目。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3年，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行业市场规模由26.9亿元增至93.8亿元。2024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青年群体婚恋观念的改变，婚恋服务行业已逐渐由婚恋网站转向社交APP，其中陌生人社交因其弱目的性更受欢迎。不过，调研数据显示，超4成消费者对婚恋社交服务中的婚恋对象信息虚假、营销套路、隐私泄露等方面表示担忧。 近年来，婚介所套路化乱象已成为备受瞩目的社会新现象。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24年1月至2025年3月，检察机关办理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2026年6月，上海警方捣毁了一个以“婚托”模式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该公司一年经营流水逾千万元，涉案金额近百万元。 在司法实务中，婚介所涉诈灰产的受害人深陷行政投诉难执法、民事胜诉难执行、刑事立案难突破的维权困局。为此，界面新闻采访了曾办理多个婚介涉诈案的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佳佳，探讨涉诈“黑婚介”乱象的司法破局之道。 以下是本次采访实录。 涉诈套路：从“完美人设”到“网贷陷阱” 界面新闻：婚介纠纷受害人群体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黑婚介”通常会踩中他们的哪些心理痛点？ 刘佳佳：受害人集中于一二线城市，大致是年龄在30岁以上、收入稳定、有择偶焦虑、网络社交活跃的单身男女。其中，互联网大厂从业者最易因收入较高被“围猎”。此外，也有不少四五十岁有一定付费能力的二婚群体。总体来说，受害人有急切的择偶需求，但一般难以在生活中接触到满意的婚恋对象，因此易被婚介公司的虚假宣传迷惑。 界面新闻：目前，婚介所涉诈灰产在作案及运作模式上有怎样的显著特点？ 刘佳佳：这些婚介所大多是在社交平台上投流以吸引目标人群，包括联合平台“大V”做引流广告，成单后分成。我还曾碰到某社交平台上一个婚恋“大V”和北京某涉诈婚介公司因合同纠纷打官司。2026年6月，东莞警方查处“海豚系”婚恋公司多家门店，受害人透露婚介所合作的“大V”也被抓捕。 更常见的是婚介销售在社交平台以曝光量为目的的投流推广，其不是简单粗暴的“硬广”，而是精心包装的“诱人”择偶帖，人设、硬件条件都很“完美”，一线城市有房有车是标配，外型、学历、家境等无可挑剔。为显真实，帖子往往会点缀一两个无伤大雅的“缺点”，如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圈子窄等。更攻心的是，部分男士人设标榜“不要孩子”或“离异不生”，同时将家境、收入再拔高一个层次，精准戳中大城市很多单身女性的痛点。 我接触的多数受害人因互动此类“择偶帖”被自称“博主”的销售盯上，后者常以“代友发帖、手握优质资源”为诱饵主动推荐，一旦受害人表露择偶意向，便会被快速约至线下门店。 界面新闻：深入到具体销售环节，他们的涉诈手段有什么特点？ 刘佳佳：受害人被约至线下后，若不交钱往往极难脱身。婚介公司会将其带入封闭的“小黑屋”，由销售、红娘轮番“洗脑”数小时，阻断其与外界联系。期间，红娘先展示虚假优质会员信息与虚假成功案例，以及“官方合作”的活动照片，搭配“男方买单”“结婚返款”等话术诱导付费。受害人常被“关”至半夜，理智削弱下，极易支付数万元套餐，少数拒绝者也需购买数千元套餐或报警求助才能离开。 签约后，公司会安排条件“出众”的“婚托”（日见7-8人，提成50元/人）高频消耗相亲次数。合同快耗尽时，公司再将受害人约入“小黑屋”，由此前的夸赞（如称受害人条件不错，但缺乏认识优质对象的机会）转为打压贬低，诱导其购买数十万元至上百万元的“升级服务”，并许诺高达70%至80%的恋爱、结婚返款比例。意识松动但资金不足者，财务人员会全程代操作诱导其办理网贷。 许多受害人离店即清醒，但退款无门。有受害人未消费时申请退款，会被再次诱入“小黑屋”安排假相亲强行制造消费假象，最终无限期拖延退款。 纵观其套路，民事合同只是伪装。从公司运作层面看，具有频繁注销换壳、股权代持关系复杂、法人多为职业背债人、财务及工作人员高度混同、新店不理旧账、公司账户被“掏”空等特征。从经营行为看，通过虚构对象、虚假返款诱导网贷，再用“婚托”消耗次数，使受害人几乎无法达成结婚目的。受害人无论是否有过消费，最后都退费无门，即便民事胜诉也面临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困境。这类行为早已脱离普通民事纠纷，涉嫌刑事犯罪，仅靠民事诉讼已无法为受害人有效救济。 “黑婚介”的刑事立案困局 界面新闻：这些涉诈“黑婚介”可能触犯了哪些具体的法律法条？ 刘佳佳：婚介所涉诈主要涉及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其中，诈骗罪在刑法分则中属于“侵犯财产罪”，常表现为如婚托或红娘对相亲对象、个人对个人的诈骗。在此罪名下，婚介所高管易借员工个人行为为由脱责，追责难度较大。 合同诈骗罪则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罪”，除了自然人犯罪，还包含单位犯罪，婚介公司及相关人员涉诈为有组织的团伙犯罪行为，其实更接近于合同诈骗罪。此罪名中，司法机关会从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履行可能性、是否转移财产、逃匿等方面判断相关人员的犯罪行为和地位从属，婚介公司从高管到红娘、销售，甚至财务人员，都会被一并打击，并对公司处以单位罚金。 两种罪名下，若达到犯罪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个人都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以罚金或没收财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为50万元。根据相关司法实践，合同诈骗罪在很多一线城市，“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为100万元。 界面新闻：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追回钱款的可能性大吗？难点在哪？ 刘佳佳：民事判决胜诉容易但执行极难。婚介公司会迅速将资产在多家壳公司间转移，抢先于法院的执行。若受害人走民事途径，必须雷厉风行，申请紧急诉前财产保全。目前，已有判决“退一赔三”的成功判例，但因公司账户空无一物而无法执行。 界面新闻：对于婚介所的灰色产业模式来说，民事纠纷与刑事诈骗的认定边界在哪？ 刘佳佳：婚介所的涉诈行为是民事欺诈还是刑事诈骗，关键在于合同的根本目的能否实现，以及被害人是否有其他救济渠道。也就是说，被害人签合同及付费的根本目的是恋爱、结婚，那么要看婚介公司的运作模式是否有可能让其实现此目的。 2022年2月，郑州街头无证经营的“黑婚介”。刘佳佳告诉界面新闻，北京、上海多家婚介公司实为同一团伙运作，受害人几乎无可能在这种运作模式下成功脱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定性为民事欺诈，意味着即便婚介所的服务质量差或夹杂婚托的虚假成分，消费者仍有概率实现恋爱结婚，且其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投诉救济。而我们所关注的婚介公司，其运作模式几乎无法让受害人实现婚恋目的，如设置违背商业逻辑的“结婚大额返款”、全员安排婚托等。受害人持续被诱导付费却无一成功脱单，且民事与行政救济均失效。这样的情形认定为刑事诈骗较为合适，也只有刑事手段才能实现有效救济被害人。 界面新闻：与其他类型诈骗（如电信诈骗或投资诈骗）相比，婚介所诈骗有何特殊性？为何其刑事立案这么难？ 刘佳佳：婚介所涉诈刑事立案困难有多重原因，如民刑边界模糊、中介提供了部分实质服务掩盖涉嫌犯罪的行为，且社会危害与涉案体量未达一定程度，导致司法机关刑事打击动力不足等。 从办案层面看，电诈和投资诈骗无真实商品或服务，非法占有目的明确，定罪争议小。而“黑婚介”提供了部分实质服务，导致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边界模糊。能否认定诈骗，需综合评估，如虚假服务占比、是否导致合同根本目的落空，以及民事与行政途径能否提供有效救济等。 目前来说，能被认定为诈骗罪的案例共性在于存在“婚托”，且能固定被害人受损额度，受害人损失、婚托收益与公司参与度一一对应。婚托线索较易发现，通过对比“优质”相亲对象的虚假资料即可基本锁定。我和几位当事人对于目前推动的几处公安机关对婚介公司进行刑事立案的案例，都有提交关于婚托的线索。 监管真空下，受害人的维权出路 界面新闻：“黑婚介”是否存在监管盲区？ 刘佳佳：现行有效的《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将婚姻服务定性为“单用途预付卡”，并对该种类预付卡的发行、消费者购买、退款、以及资金监管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并赋予商务部门行政处罚权。不过，近些年深化改革后，目前通常由市监局集中行使市场上的行政处罚权。如上海市政府发布了系列文件，将原来由商务部门行使处罚权的单用途预付卡领域的执法权交由市监局行使。 不过，实践中监管真空频现。如某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商务部文件对其没有直接效力而不予执法，或如另一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张婚介所的主管机关为民政局，民政局又反指归市监局主管。婚介行业的乱象，目前由于当下没有直接明确的上位法处罚依据或政府部门的执法改革，各部门间存在推诿监管的状态，消费者即便进行行政投诉，也往往面临极大的维权困境。 界面新闻：法律层面，平台及涉事“大V”是否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刘佳佳：平台责任方面，因交易均在线下完成，受害人获取婚介公司信息也不依赖平台提供，受害人难以要求平台承担民事责任。在平台监管方面，针对上述“引流帖难举报、维权帖被秒删”等现象，受害人可向平台的主管部门投诉。若受害人有证据证明客观真实的维权帖被不当下架，还可以以侵害公民言论自由权等相关权益为由起诉平台。与黑婚介为商务合作关系的“大V”，则可能属于共同犯罪。 界面新闻：在你经手或接触的案件中，哪个案例印象最为深刻？ 刘佳佳：近些年，媒体报道了很多有关婚介公司涉诈灰产的现象，尤其深圳、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不过，报道多集中于市场乱象、行政监管和民事诉讼领域，没有延伸到刑事领域的深度探讨。 2026年，公安部部署严打涉诈的“黑灰产”，京沪广深等多地公安机关出手。就我现在接触和指导维权的案件来说，全国多地的婚介所受害人维权都在向刑事领域推进。例如东莞、深圳两地于4月和6月集中打击多家婚介公司并带走数百人调查，上海也于6月对10余名从业者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较为典型的判例，可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年终审判决的一起合同诈骗案。涉案婚介所虚构高端优质会员，指使身份不实的婚托骗取信任，诱导受害人缴纳升级费与封档费，巨额资金被实控人非法占有，法院最终认定为团伙作案，构成合同诈骗罪。主犯张某某被认定诈骗数额为370万元，获刑13年，罚款13万元。 界面新闻：作为律师，对于正在准备通过婚介找对象的单身人士，您有什么建议？如发现被骗，他们应如何维权？ 刘佳佳：我的建议是，凡是有人给你画了一个既美好又轻松的“美景”，但需要付费，这很可能就是奔着要掏你钱包来的。 如发现被骗，需要结合多种手段才能实现有效维权，如民事起诉要快，并迅速申请诉前保全。若被骗数额较大，有付费能力的情况下建议委托律师处理。同时，受害人也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曝光，或群体进行行政投诉，促进行政监管部门统一执法。 刑事报案是最后的、釜底抽薪的手段，需要受害人紧盯报案程序并及时作出应对。但搜集报案证据需一定门槛。我建议受害人随时录音，保留好各类文字记录（包括微信聊天、合同等），并且要多准备几款录音设备，以应对紧急情况。例如“小黑屋”中不交钱就不让走的行为，我认为该行为可构成“强迫交易”，但对方的这类行为需要客观证据（如录音）来证明。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小云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