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discouraged的王虹，被创伤命名的我们｜编辑部聊天室

2026.08.09 208期主持人 王鹏凯 日前，王虹在得奖采访里的一句“在北大学习期间曾感到discouraged（灰心、泄气的）”很快传遍全网，以一种年度词汇的姿态引燃了大众情绪，人人都在列举自己成长过程中被discouraged的瞬间，如“看理想”的一篇文章所说，“全网确诊教育创伤”。在各种话题的评论区里，都能看到王虹被作为例子提及，仿佛“万事皆可王虹”。discouraged指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句discouraged可以引发如此强烈、广泛的社会情绪？这里的语境指向的不只是教育系统，也包括优绩主义、性别结构以及中西方的跨文化比较。单个公众人物并不是问题的制造者，王虹更多是触发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某种文化心理，它是什么？又是如何被塑造的？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01 数学背后的全球教育系统 邓乔尹：这句话最开始的语境是国际数学联盟介绍菲尔兹奖得主的系列视频，王虹在视频里说，最初感兴趣的数学问题出现在她五、六岁的时候，得出答案时，她感到非常开心。等到她上大学本科的时候，突然间数学变难了，需要付出努力和自律才能地真正学会它，这个过程花费了很多时间，同时也让她felt a little discouraged。后续很多媒体都引用了这句话，用于说明和大多数人一样，王虹在数学研究的过程中也会感到沮丧。 王虹采访视频截图（图片来源：@SimonsFoundation） 随后这个词在社交媒体上发酵成了另一个意思。我刷到的很多帖子，虽然讨论的是discouraged，但是正文放的却是另一个视频采访的切片：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对她的采访视频中，王虹提到，她在法国的导师告诉她，在研究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求助导师，这让王虹第一次意识到，她不必一个人去理解所有事情，还是有人愿意帮助她。这让她感到安心。注意，这里她强调了“第一次”，同时人们又联想到她之前说在大学时感到discouraged。于是在新的语境里面，人们推测，王虹的话是不是暗示了，她在本科时期的discouraged不仅仅是源于数学研究本身的难度，也源于她所处的学习环境。新的解读也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大家开始试图对这种discouraged进行归因。 王鹏凯：2018年前后那段时间，北大数院是许多特稿媒体的热门写作对象，“黄金一代”的数学家仿佛象征了优绩主义下对于天才的终极想象。与此同时，人物发了一篇稿件叫“在北大数院，成为一个普通人”，其实是对应了王虹刚才讲到的这种情绪，对于这些高考状元，在中学可以轻松考到数学满分的人来说，进入北大后会发现在新的环境里，自己是很受挫的，数学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以非常大的学科，人外有人，更受瞩目的是那些竞赛出身的学生，像是这次获奖的邓煜，他也是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金牌后保送进入的北大。 而且discouraged这个词本身就很值得玩味。它是一个动词，又是被动语态，不同于我们通常会使用的像sad（伤心、难过）这样的形容词。discouraged的语境是关系性的，它很自然会让我们联想到，谁在discourage你，是某个特定的人，还是某个制度、环境？这可能是引起大家讨论的触发点。 2018年5月，数学家张益唐参加母校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活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易骏扬：我有个女生朋友高中在理科实验班，她跟我说，能感觉到在班级里面，很多男生会形成一个共同体，有一些默契的暗语，比如“膜”、“巨佬”，她会觉得这套规则很奇怪，不知道来由是什么，也感受不到激情在哪里。而且在班上，男生们对于女生的态度也会走向两种极端，一种会觉得女生在能力上存在差距，要给她们一些照顾和优待；另一种是漠视，完全不在意你，你也不可能进入他的圈子当中。我不知道王虹作为女性，在数学系会不会也产生类似的感觉。 王鹏凯：之前有一期关于文科盛行的聊天室，我们也有谈到，理科院系会存在一种厌女又渴女的环境。这次王虹得奖后，也有很多人指出，在数学领域顶尖的女学者仍然是少数。我去看了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教职名单，作为中国最顶尖的数学研究机构，45个人里只有一名女性，而且是去年才从国外引进加盟。这个比例让我有些吃惊。 前面乔尹提到，在有关讨论中，教育系统是最主要的对象之一。很多人认为王虹是到了国外的环境以后才开始被鼓励，并取得日后的成就。这很容易被简化为一种中西方的对立，认为中国的教育系统就是打压式的，不能让人得到成长和个性发展，而西方教育是鼓励式的。 何伟前两年出版的新书《别江》（Other Rivers）里有写到一处观察。他的两个女儿当时在中国读小学，他需要辅导她们做数学题，他发现，中国的小学数学题考察的不只是计算能力，你需要读很多文字，绕过各种障碍。比如有一道题是，日历的某一年11月有5个星期六和5个星期天，这一年的11月1日是星期几？还有一道题，小明放学回家，透过镜子反射看到墙上的钟显示是六点半，他做完作业去看自己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刚好六点半开播，这是怎么做到的？何伟提出，中国的数学教育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不要被骗了。美国的考试出题人是想要让学生把题目做对，而中国的考试系统是想让你做错，题目里会有各种陷阱，诱导你去选错误的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当然也可以说是刻板印象。 Other Rivers Peter Hessler Penguin Press 2024-7 丁欣雨：在应试教育里，想让数学变得有正当性，需要把它放在生活语境里，乍一看很通俗、有趣，但在生活当中，我们不会想要看镜子里的时钟去推算时间，也不用去计算日历有几个星期六，直接打开看就好。而大学里的数学相比小时候锻炼的计算能力，更多是提出和验证猜想，进行探索和推演的过程，两者之间是有些断层的。 王虹获奖之后，法国也在赞扬自己的教育体制。但有些法国网友提出，王虹不只是法国教育的产物，她是结合了世界各个地区教育优势而形成的复合体。中国的基础教育，加上法国、美国的前沿视野和学术自由，这是国际合作的结果。 02 松弛感也被纳入优绩主义 李欣媛：不只是教育体系，在职场生活中类似的时刻也是存在的，它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系统性压力所造成的那种自我迷茫与自我怀疑。比如“天赋论”这个话题，我跟朋友聊到过，有的编辑会说，虽然你很认真，但可惜你没有天赋。这种评价说出去的那一刻，仿佛一切都盖棺定论了，你的高低优劣在出生的那一刻就确定了，后天的任何努力都是无用功，甚至你太努力还会被批评。你说这是环境的错吗？好像也没有，别人也不是在批评，但人就会不断自我检讨，并陷入到刚才说的discourage的环境里。 脱口秀演员刘旸就被外界评价太用力了，这曾影响过他，但他后来意识到两点，一个是这种评价更多是一种感受，而非客观评价，不要把感受当成事实；另一个是，他意识到中国人对天赋和才华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崇拜，渴望用一种不费力的姿态轻易夺取胜利。如果你太用力了，都会被觉得太要强，浪姐第一季的蓝盈莹受到很多抨击，核心就是这一点。 比如“松弛感”这个词，最初形容的是一个人跳脱出既定规则，按照自己的节奏处理事情，但在今天，“松弛感”开始被挪用到优绩主义的语境里，大家更看重的是一个人如何不费力地达成目标。 丁欣雨：现在对于王虹的讨论也变成了“我要悄悄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的论调。它还是在往优绩主义的方向靠近。 当地时间2026年7月23日，美国费城，中国数学家王虹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颁2026年菲尔兹奖。（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王鹏凯：这里可能存在两种叙事。“悄悄努力惊艳所有人”的出发点是向外的，你的目的是竞争，并获得他人的认可。王虹的工作也可以被理解成，是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投入持续的努力，这个过程会有孤独和挫败，但最后的受益者是自己，这是一种自我实现。中国社会是关系性的，很依赖他人的目光。不管是王虹还是邓煜，在获奖后公众都会想象一种爽感，觉得打了某人的脸，不论是北大还是普通网友，中国文化里存在这样一种羞耻和复仇的情结。 03 用discouraged重新命名创伤 邓乔尹：我认为“discouraged”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语言和解释框架。长期以来，公共叙事更倾向于书写奋斗、成长与成功，而不是挫败、创伤和自我怀疑的经验。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某个大学发布过一篇公众号推文，标题叫“24/67656，他们拿下某某奖学金”。很多网友感到愤怒，因为它传递出一种信息：公共叙事只记录赢家，其余普通人都是背景板。 这种叙事不仅决定什么样的人值得被讲述，也决定什么样的经验能够被理解。在一套以奋斗和成功为中心的话语里，挫败，痛苦等情绪往往容易被解释成个人还不够努力、能力不足，或心态不够积极。但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感到挫败和痛苦？就会发现，问题可能来自高度竞争且单一的评价体系，或者是缺乏支持性的环境，等等。 当我们用创伤、沮丧、痛苦等词汇重新命名我们的经历，是带有一种反叛精神的，它让过去被主流解释框架隐藏的情绪暴露出来，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经验。就像《心灵捕手》里面教授反复且坚定地对男主说，“这不是你的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试图争取表达情绪的机会，也是在争取重新理解自身处境的资格。 丁欣雨：王虹这段话发酵之后，很多人都在借discourage这个词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互联网的相关讨论越来越有一种比惨大会的氛围，私下里我们会发一些精神状态不太好的表情包，比如世界毁灭吧，不辛苦、命苦。也包括公共空间，前段时间鲁豫和姜思达，papi酱和窦文涛的对谈发布后，有人说好像误入了一间心理咨询诊室，亲眼看着访谈这一形式变成了言谈者的相互倾诉、情绪疏解和心理按摩。 《我们为何迷恋真实》 [英] 埃米莉·布特尔 著 马雅 译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10 英国文化记者埃米莉·布特尔在《我们为何迷恋真实》这本书里提到，这种创伤的自我揭露跟人们对真实的迷恋和愈发加深是有关系的。很多人会觉得在外面表现出的自我是不够真实的，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流行文化里的一种观念是，人的内在自我一定是优于外在自我的，相比于外在的光鲜亮丽，内心的孤独脆弱才是更合理、更有自我意识，也更应该被接受的。她在书里提到，现在流行的心理学会讲，情绪不是错的，它是你内心世界的一部分，而内心世界往往是被社会规则压抑的。社会越来越沉迷于倾诉，以及向内挖掘自我。 易骏扬：这种迷恋内在、表达创伤的心理在中国现代文学里也是存在的。有一篇学术文章叫《“忧郁症”的障眼法》，以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为批评对象。很长一段时间，学界认为《沉沦》是一个现代文本，因为它大篇幅袒露了主人公的内心，尤其是性苦闷，小说开头说主人公“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这个表达从句法上隐含了一个外部视角，即主人公的“孤冷”是通过想象一个看着自己并可怜自己的另一个主体达成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似乎就是在自嬷，并以此构造自己的所谓“主体性”。鲁迅对此有过回应，他讽刺了这种主体性，认为这些人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独特、那么真实，而是一样的，像螃蟹一样堆在椅子上。 在今天，“主体性”是人们反复讨论的一个流行概念，都在说要如何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但也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给自己贴上创伤标签的行为并不能声明主体性，比如一些视频创作者还会反讽展示创伤这种行为。但留下的问题是，我们又该怎么面对创伤呢？ 丁欣雨：今天也有一些人在说，能不能把discourage这个词还给王虹。人们也意识到这一点，并产生了很多围绕着该不该说，该怎么陈述创伤的讨论。在一篇文章《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网上展示痛苦？》中，作者观察到两点，一个是痛苦浪漫化的心理，认为在痛苦里可以达到艺术创作的高峰，文学也好，脱口秀也好，觉得只有痛苦才能出好内容；另一个是创伤叙事已经普遍到从道德缺陷的标志变成了道德权威的来源。 前段时间文化理论学者凯瑟琳·刘（Cathrine Liu）的一篇采访在国内火了，她提醒我们要注意痛苦叙事的精英化，比如很多富人、明星开始自我披露，诉说家庭创伤，这被拿来跟普通人的生活困境放到一起讨论。但每个人的创伤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人通过披露创伤获得流量和名利，有的人是有苦难言，甚至没有办法诉说自己的创伤，比如用discourage这样精准、漂亮的词汇去讲，他们不知道如何在脆弱和体面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都会导致我们有关创伤的语言只来自一群人，而不是所有人。 Traumatized: The New Politics of Public Suffering Catherine Liu Verso 2026-9 而且当下的创伤叙事更多是一种面向观众的自我展示，暗含着权力关系，因为言说创伤必须有对象，无论是被挑选的，还是在公共空间路过的网友，他们见证这一切，欣赏也好，评价也好，都是被邀请加入到这场有关脆弱的言说当中。这让我想到“自嬷”已经越来越变成一种批评他人的贬义词汇，很少有人说自己是在自嬷，更多的语境是网友识别出某个人在刻意矮化自己、柔弱化自己，把自己放在低位博取关注和怜爱。无论这种说法成不成立，我起码感觉到关于痛苦、创伤的公开表达相比于创造一个抱团取暖的集体，确实加重了分裂，人们开始怀疑他人“自嬷”的动机和结果是不是纯粹的。 04 想象一种处理情感的新方式 王鹏凯：在过去几年的电影里，我能感到一种很强烈的倾诉欲，比如文淇连续演了几部女儿的戏，《我，许可》和《燃烧吧！爸爸》，她会在电影里的某个场景突然被触发情绪，开始跟妈妈控诉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创伤，可能是不被鼓励，也可能是过于严格的干预和管理。我觉得这可能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情绪，大家这两年都在寻找一个出口，把自己的创伤给倾诉出来。 李欣媛：我觉得职场剧这些年也有类似的变化。以前最火的医疗剧是《实习医生格蕾》，它更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病人的存在，对于一个实习生成长为医生形成了怎样的影响，但是现在最火的医疗剧是《匹兹堡医护前线》，它呈现的是人在这个逼仄环境下的扭曲与失常，每一个人都在边界线上，这部剧还在呈现人，但是主角是环境，是背后缠绕复杂的机制。 我觉得创作者可能意识到了这些环境对人的影响，想要隐晦地表达，但没有办法完全讲清楚，因为这是非常氛围感的东西。国内会把它做成喜剧以弱化无力和迷茫的感觉，比如，这两年的电影《年会不能停》《一个部门的诞生》，是在讲职场中的各种处境，而在海外，这些剧的处理方式会更直接、更沉重。 《匹兹堡医护前线》（左）《一个部门的诞生》（右）（图片来源：豆瓣） 王鹏凯：这是一个有些奇怪的现象。我们前面通过王虹的例子对比中西方教育体制的时候，会认为中国教育是更苦大仇深的，不管取得什么成就都是被鞭策而不是被鼓励，相比之下西方更轻松自由。但在讲到影视剧的时候，却是反过来，中国更倾向于用喜剧的形式呈现一些负面情感，而西方则是用更苦大仇深的叙事形式。我觉得这恰好对应了两种文化处理情感的方式。 丁欣雨：对，我们必须用喜剧作为外壳，包括故意说反话，让观众自己发觉里面的反讽意味，营造一种懂的都懂的氛围。 王鹏凯：而且这些喜剧看完可能觉得更苦。 邓乔尹：中国语境下很多故事都要用happy ending，恰恰对应了前面说的，中国人要长期压抑掉这些情绪，你越是想要用乐观的心态去看待它，其实越是在忽视这些情绪，让它不被看见。像《匹兹堡前线》，它是想要让情绪被看见，被真实地呈现出来，看见以后，我们怎么去应对它，这个问题就交给了观众自己。 王鹏凯：这回到discourage的语境，我看到有人指出，discourage里cour这个词根来源于古法语里的corage（心），有了心，所以有了勇气和热情，从这个意义上看，feeling discouraged也是一种情动结构。我觉得这个观察很精准，它其实关涉的是一个社会或文化处理情感的方式，它是在鼓励还是否定一些负面情感？这些情感原本是如何在社会中得到表达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种朴素的愿望，就是通过discourage这件事，我们能去看到别人的心，也看到自己的心，去思考什么才是更好地对待每个人的心灵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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