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高”风波7个月后，王健林又添38亿新债

2026.04.19 文 | 野马财经 于婞 编辑丨高岩 7个月前，因为万达集团下属文旅项目一笔1.86亿元的债务没及时还清，王健林作为集团法人被下达限制高消费令，险些成为“老赖”。 不过“限高令”持续了36小时就被取消，万达集团回应称，系“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导致”。债权人放了王健林一马。 然而几天前，永辉超市(601933.SH) 38亿讨债胜诉，又把昔日“中国首富”王健林和“万达系”债务链条拉回聚光灯下。 据永辉超市4月14日晚间公告披露，已收到来自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终局裁决：围绕万达商管股权转让纠纷，仲裁庭支持永辉全部核心诉求，不仅要求交易对手支付剩余36.39亿元股权转让款，还需承担约2.18亿元的加速到期违约金，以及律师费、保全费等相关支出。合计逾38.57亿元。 而王健林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也就是说，一旦主债务人大连御锦无力偿还，永辉超市有权直接向王健林追索全部38.57亿元。 这一次，永辉超市会放王健林一马吗？ 永辉超市38亿讨债胜诉 这起仲裁案的核心，是一场持续多年的股权交易纠纷。 2023年12月，永辉超市将持有的约1.43%大连万达商管股份，以45.3亿元转让给大连御锦，后者将分8期进行支付，约3个月支付一次，并在2025年9月30日全部支付完毕 而这部分大连万达商管的股份，是永辉超市2018年斥资35.3亿元，从大连一方集团、孙喜双处受让而来。也就是说，此次“股归原主”，永辉超市还赚了10亿元。 反映在财务报表方面，第一期股权交易若在2024年内完成，永辉超市将增加税前利润2859.58万元，现金流量3亿元。 但不曾想，转让款的回收却没有那么顺利。首先是第二期3.91亿元的转让款应在2024年3月31日支付，但大连御锦拖到了2024年4月19日才全部支付完毕。 第三期转让款也出现了拖延，2024年7月1日，永辉超市公告称，大连御锦应支付的第三期股权7.92亿元转让款，只支付了2亿元，尚有5.92亿元没有支付，合计尚有36.39亿元没有支付。股份转让款支付仍在进行中。 不过孙喜双或许并非是有意逾期支付，他旗下一方集团当时也是焦头烂额。 一方集团的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等。企查查显示，2024年上半年，一方集团新增多起股权出质信息，出质股权总额超4.65亿股。当时，一方集团被执行总金额4.63亿元。 鉴于孙喜双一方存在短期资金周转困难，永辉超市于是给了宽限，2024年7月26日晚间，永辉超市发布《关于调整出售资产方案的公告》，调整了购买方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的分期进度，将剩余的38.39亿元转让款支付期数从八期调整为十期，其中第三期股权款项由7.92亿元变为2亿元，并延长全部转让款的最终付款期限至2026年3月31日。 不过这次宽限永辉超市还加个了条件，即与大连御锦、王健林、孙喜双及一方集团签订补充协议，增设王健林、孙喜双及一方集团为交易担保方。王健林由此成为了好兄弟的担保人。 按照补充协议约定，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责任，包括支付价款、承担保证责任、违约金及赔偿等。若买方未按期足额支付转让款，永辉超市有权立即到期，并要求对方支付6%的加速到期违约金。 然而2024年10月，由于孙喜双一方再次逾期支付转让款，于是永辉超市将大连御锦及担保人王健林一起提起仲裁。 根据公告，大连御锦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约36.39亿元，以及加速到期违约金人民币约2.18亿元。同时，永辉超市请求裁决大连御锦立即向公司支付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约200万元。 一年多的法律博弈后，仲裁庭最终完全支持了永辉超市的全部主张。裁决生效后20日内，被申请人必须履行付款义务——但截至公告披露日，各被申请人尚未履行任何支付义务。 王健林债务危机逼近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指出，在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情况下，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债权人有选择权，可以通过诉讼或仲裁向保证人和债务人同时或任何一方主张偿还债务，保证人履行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 威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兆全律师表示，永辉仲裁胜诉后，核心执行路径清晰：王健林的连带保证责任，意味着永辉可直接向法院申请对任何债务人和保证人进行执行，查封其境内房产、股权、存款等资产。无需先耗尽主债务人或一方集团资产，原则上需对38亿本息全额清偿。王健林承担后可向大连御锦追偿。 也就是说，按照公告发布日计算，孙喜双一方最迟5月3日之前需要把执行款还清，否则作为担保人，王健林将以其个人财产对这笔38亿的巨款承担直接偿还义务。 永辉超市下一步最有效的执行策略是什么？杨兆全律师指出，一般会采取境内外并行：境内立即对王健林、孙喜双及一方集团启动保全与强制执行，穿透空壳主体，同步施加信用惩戒。同时，依托《纽约公约》，完成裁决公证认证后，向资产所在国法院申请承认执行，查封执行其海外豪宅、游艇等资产。 不过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指出，执行问题涉及到我国生效判决裁定在境外执行的情况，法律上，当事人可以依据国际条约、司法协作协议、互惠原则等在境外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执行，但实务中可能困难比较大。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表示，只有名下资产才能被执行，但比如一些家族信托等不在被执行人名下，即使他是相关财产的受益人，也不能被执行。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在实际落地执行阶段，必然存在诸多难点。目前万达整体处境较为被动、承压明显。从流程要求来看，相关材料与事项必须按规定提交，但债务实际清偿的优先级，已不再局限于和永辉超市的纠纷范畴。除此之外，其他债权人同样对万达享有合法求偿权利。此前万达部分金融投资股权遭冻结，背后的核心逻辑与当前债务问题本质相近。 “王健林既是此次事件的核心当事人，同时作为头部地产行业代表人物，具备极高的公众辨识度与个人IP属性。大众认知中，万达与王健林深度绑定、形象高度重合。因此，一旦深陷债务相关风波，无论对其个人声誉，还是万达整体品牌形象，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冲击。”严跃进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