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非洲开一间游戏代练工作室

2026.06.16 文｜游戏茶馆 大年初六的早晨，在马达加斯加经营跑刀工作室的钟哥还在睡觉，被翻译一个电话从床上叫了起来。 “他们闹起来了，”翻译在电话里说，“罢工了。” 前一天晚上上班的人停了工，原本该早班来的人也待在屋子里不干活。五六十号人，两个班的人马，几乎把工作室挤了个满满当当。他们是商量好的，同步发难。 钟哥赶到时，屋里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工人们坐着，钟哥让他们站起来，“我是你们的老板，我的年龄比你们大很多，应该比你们的爸爸还大，你们这样坐在那儿对我是不礼貌的。” 等工人们起身，钟哥一条一条跟他们算：工资已经给得比市场上高，夜班从晚上七点干到第二天早上五点，时间太长，他主动给每个人加了鸡蛋和法棍当夜宵；茶、糖、饭补，都是他自己掏的，“都不是我们说好的，是我自己给你们加的。” 但这并没有打动工人们，他们咬定一点，必须工资涨百分之二十，不然就一块走，“马国人要帮马国人。” 钟哥无奈，只能表示如果这样，他干不下去了，随后他通过翻译告诉工人们，想走的可以领了工资走。 “最后的结果是走了一半，留了一半。”钟哥后来回忆，那时他刚好面临订单暴涨的压力，工人们显然是吃定了这点才罢工的，“翻译感慨地说，他们是商量好的，无论如何是要一块儿走的，但是没想到，因为你平时对他们还不错，还留下来了一半。” 就在这场罢工的几天前，钟哥刚刚给所有人发了红包，当时热热闹闹一起吃饭的照片还挂在他主页里，“看到那图片里边的一半就走了。” 01、天赐之地 那场曾经带走半数工人的罢工，成了钟哥和员工之间避而不谈的话题，他只是默默给当时选择留下的那一半工人涨了工资，“走了的员工认为他们是叛徒，但是他们很清楚，他们留下来是对的。” 从经济上看，放弃这份工作对于当地的年轻人来说，确实不是合算的选择。 马达加斯加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之间，这是钟哥在当地做了两年生意后观察出的数字。这个国家的人均月收入折合人民币只有三百到三百五十元，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治理失败的国家，非常非常差。” 但贫穷和幸福之间并不直接关联。钟哥发现，马达加斯加的年轻人虽然口袋里没钱，脸上的快乐却一点不少，“非洲的年轻人，他是快乐的，他的幸福感不一定亚于我们。” 这种快乐有其自然根基。马达加斯加是热带岛屿，没有冬天，不存在冻死的问题，吃的东西也不难找，用钟哥的话说，“躺在椰子树下，等着椰子熟了掉下来喝两口就能活下去，”实在缺蛋白质了，“去吃点鱼吧，钓点鱼就行。”活下去的成本极低，这是上天对这片土地的眷顾，也是当地人“懒散”的先天条件。 钟哥注意到，这里的人买大米只买一顿的量，“一斤米，半斤米，”从来没有人买一袋子米回家。除了那百分之一极富的家庭，普通老百姓的手中普遍没有余粮，永远只够活今天。 这种生存方式也塑造了独特的生活状态。年轻人喜欢踢足球，足球运动非常普及，这个国家拿过非洲杯的亚军，钟哥还记得进入总决赛时人们欢庆的样子，“拿上脸盆、钢精锅，敲得满城都在敲。” 到了周五晚上，三五成群的人开上车或摩托，拿一瓶啤酒坐在路边聊天。钟哥曾经好奇地问过翻译，“这个国家这么乱，这样的话会不会打架？他说不会不会，大家这个时候都是快乐高兴的。” 礼拜天，是当地人雷打不动的休息日。这也是钟哥最头疼的时候，"他们非常注重礼拜天，他们要去教堂。"不仅是他的工人们休息，这一天，整个首都都在停摆，首都最繁华的街道，相当于北京王府井的地方，“所有的商店，所有的餐厅，全部关门，”当地人会三五个好友到外边野餐，聚会聊天，享受休息。 “他们在过一种慢生活，”钟哥说，“我们不能说它错，它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看来，如果深刻地讨论幸福感，他说，“你还真不知道谁更幸福呢？” 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对任何想在这里办企业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道坎。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一到月底发了工资，人就不见了。 钟哥专门问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得到的答案让他难以消化，“他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没钱了，我才需要工作，我工作的目的就是挣钱。那我好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我把钱都挣上了，我为啥还要工作呢？我是不是有病啊？” 因为这种观念差异，钟哥的工作室规模始终没能达到他的预期，“春节的时候已经有五十人了，到了今天还是五十人。我一直想把它冲到一百多人去，冲不上去。” 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包包哥的工作室里。这位高中都没毕业的浙江老板，在非洲八个国家闯荡多年，二零二二年在马达加斯加落脚，名下有矿山和工厂。他的游戏工作室最多的时候招了五百多人，现在维持在四百人左右。 “你今天给他发完工资，接下来一个星期可能就见不到人了，”包包哥说，“大概率是去喝酒了。我也不敢多买手机，谁知道今天有五十人排队，明天会不会有一百人不来？太不稳定了。” 作为一个前半生都在奋斗的人，钟哥需要时间适应和理解当地人的文化。 他在陕西省渭南市做过家电零售，一九九九年，一家一百平方米的小店，零售额卖到了一千八百万元，格力电器创始人朱江洪曾亲自到店到访。后来他又和榆林移动合作做活动，十天时间捆绑了一万用户，结合预存话费赠家电的活动，拢共送完了一个大集装箱量的微波炉。再后来，他买下八千多平方米的地产做酒店，进入虚拟货币"挖矿"行业——直到二零二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他的“矿业”随之崩盘。 “我前半生太顺了，”钟哥说，正是因为走得太顺，才让他跌进了自负的坑。矿业崩盘后，国内生意越来越难做，接近花甲之年，钟哥不愿认命，“我这一生都在找机会。你让我认命、别去找机会，我会闷得难受。” 二零二四年，他动身来到马达加斯加。这个常年排在全球GDP尾部的岛国，劳动力成本极低，没有大规模战争，四面环海，相对非洲内陆更为开放。钟哥想在这里找一条"再生"的路。最初他做拉菲草包、羊毛围巾，直到去年夏天回国，和还在读大学的二儿子聊起款叫《三角洲行动》的游戏，钟哥又来了兴趣，“二千万日活，这么大？我说我得研究下，把这个东西吃透了。” 研究之后，钟哥很快找到了他的新方向，去非洲开一间游戏代练工作室。 02、文化冲突 钟哥把马达加斯加称作自己的“再生之地”，对这个工作室的生意，他也抱着热切的期待。 工作室的墙上，曾经贴过一张字条，写着“天道酬勤”，钟哥试图通过这几个字，向工人们传递多劳多得的道理，后来发现中国的古典智慧在马达加斯加的水土不服，“马国人能理解天道，但不理解酬勤。” 当然，也有个别员工听进去了他的话，回到家转述给家人，他们的父母听完以后，并不会像中国父母那样欣慰，而是问他们“孩子，怎么你去了中国公司后，人都变傻了。” 钟哥渐渐明白，问题不是出在工人身上，而是两种文明的时差，马达加斯加长期处于部落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阶段，“人们普遍缺乏上班意识。” 这种部落文明的特征，让工人们天然地更团结，并多少带着些排外的意味。 “他们反过来还看不惯我们，”钟哥说，“认为我们就跟蚂蚁一样，只知道挣钱，是经济动物。” 但钟哥并不认为非洲人的天性就是“懒散”，在他看来，工人们的种种行为背后，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的庇佑，也有国家治理失败，导致的贫穷留下的痕迹，他们缺乏对商业和职场的认知，也没有建立认知的条件，在钟哥看来，这并不能归咎于工人们本身。 包包哥对这种文化差异有另一番观察。他在当地雇了四百多号工人，得出的结论是效率上和国内比落差很大，“一个人干活，能有八个人在旁边看，效率大概只有中国人的十分之一。”但他不纠结于适应或改变这种文化，“不好管理的人，直接开除就行了，根本不可能给你机会。” 相比之下，钟哥更愿意和工人们磨合。他专门做过一个调查，问工人们来应聘时的原因，也即是冲着什么来的？是挣钱还是玩？结果让他有些惊讶，有近百分之七十的工人是为了免费玩游戏，只有百分之三十是为了挣工资。 如今几个月过去，工人们来来去去，慢慢留下了一些长期在工作室的资深工人，钟哥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在变化。他最近一次问，比例已经变成了一半对一半，这让钟哥有些欣喜，“我认为他们说的是真心话。” 那些留下来工作的年轻人，生活也因此有所改善。 钟哥问过工人们工资怎么花。绝大多数都提到会优先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比如买个手机。钟哥自己在做二手手机生意，自然而然成了工人们的供货商，“这也是一种闭环，你发了工资找我们，我们卖给你一部手机，比市场价便宜，又把工资收回来。” 年轻人们还会去购买中国的二手运动鞋，或者买一身运动服，这些都是他们原来难以企及的东西。至于剩下的钱，有的工人留着给自己做学费，有的工人交给了父母，以此改善整个家庭的生活状况。 “这些孩子们还是偏于善良，”看到工人们能够反哺家庭，钟哥也觉得开心，并且在这些工人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他的工作室希望可以应聘，包括现有的工人们的亲戚、朋友、同学，“跟中国年轻人在外企工作是一种感觉。” 03、理想与现实 在马达加斯加，年轻人们的生活并不丰富。 国内早已普及的移动网络，对于当地年轻人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包包哥估计过，当地智能手机普及率号称百分之三十，但实际能联网的不到百分之五，“就像大家都买得起汽车，却加不起油。” 钟哥也察觉到了这一点，来到他工作室的绝大部分工人家里，不能说没电，但“天天停电”，网络更是难以承担，一张二百五十G流量的手机卡，签一年的合同，每月花费就超过三百元，是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如果像工作室那样散着买流量，一个月就需要支出八百到一千块。 虽然贫穷，但当地的物价昂贵得吓人。办公室里一桶纯净水四十五块人民币，一碗牛肉面三十八块，加鸡蛋就四十多，电费两块多一度。不稳定的供电，对于各类家用电器来说也是麻烦，用钟哥的话说，“假如你家买个电脑，就是要不了一个礼拜你的电源就会爆了，买个电视，一个月两个月就坏了。” 当然，绝大多数当地人家并不会有这样的困扰，毕竟，国内不到两千块的1060显卡，在马国要花四千七才能买到，国内一百七十元的液晶屏，马国要卖六百八。 为了维持工作室运转，钟哥不得不自己安装光伏设备解决供电问题，包包哥也花了五万块钱装光伏加储能设备。 缺电缺网，对当地工人来说，在获得这份工作之前，他们接触到游戏的机会并不会太多。绝大多数工人还在用老人机，或者来自中国的四手、五手的旧手机，只能打打电话。 当地也有网吧的雏形，那种有两三台电脑的小“游戏厅”，如果电脑之外还能配上手柄，则已经算得上豪华配置。这些小网吧里大多数时候的景象，也是一两个人在玩，剩下七八个人围在周围看着过眼瘾。 绝大部分年轻人，从工作室下班以后，是没有条件继续玩游戏的。“他自己买不起，所以他就是再爱，他没办法，”钟哥笑了笑，又补充道，“玩游戏玩一天工作十个小时之后，也已经让你干得想吐了。” 包包哥对当地年轻人的娱乐活动有另一个观察，当地年轻人几乎没什么娱乐方式，有的甚至会无聊到玩泥巴，相应的，在当地年轻人谈恋爱的年龄普遍偏早，“没办法，没事干啊。” 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瘠，并不意味着当地年轻人就没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恰恰相反，钟哥发现这些年轻人对国家的现状有着准确的认识，“其实他们是蛮清醒的，他们是觉醒的一代。” 钟哥曾在工作室里问过二十多个年轻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国家的未来看好还是不看好？在钟哥看来，马达加斯加虽然落后，但这也意味着可以开拓的宽广市场和机会，所以他是带着看好的答案提问的，可出乎他意料，这些工人们异口同声表示他们并不看好自己的国家，钟哥追问原因，工人们则回答道“国家治理的腐败。” 和世界上任何地区的年轻人们一样，这些当地工人们也期待着看到更大的世界，期待着对世界产生改变。 在钟哥的工作室里，有不少马达加斯加当地的大学生，其中学中文的有好几个，还有学德语的，学水电安装的。钟哥的翻译说他未来要去中国，钟哥问他来到中国会想去哪个城市，对方并没有提北京、上海这些旅游目的地，而是想去广州和义乌，“他就想把那边的商品弄过来挣钱。” 中国的繁荣吸引了非洲的目光，这让钟哥感到自豪，“中文翻译、中文学、中文都成了这里的一个很高大上的事情。” 对于这些规划着自己的人生抱负的大学生们，中国游戏代练工作室的工作是个很好的机会，能让他们负担得起自己的学费。在马达加斯加，绝大多数平民上大学的过程都很曲折，通常是上一年歇一年，通过打一年的工攒钱，再回学校读一年的书，于是很多人三年制的大学最终要耗费六七年才能毕业。 但钟哥打算减少招聘大学生的数量，因为这些太聪明、太有理想的大学生干不久，“一旦挣上钱，就又去读书了，这对我们来讲确实挺麻烦。” 04、充电器与上帝 钟哥的工作室也不欢迎另一种“聪明”的人。 他曾经有一个被客户称作“智商160的天才”的工人，这位工人为了更快完成规定的跑刀金额，也即《三角洲行动》中的虚拟货币哈夫币的数量，偷偷将号主仓库里的子弹拆分倒卖，原本六十发一格的子弹，被拆成每格三十发来卖，系统自动合并后，号主才发现自己丢了东西。 这位员工的"创意"让号主叹为观止，号主开着玩笑叫钟哥千万要留住这名工人，钟哥则马上开除了这位工人，“这样的人，我是一天都不敢留，他这样整你，顶多让我赔偿个几百万哈夫币。要是哪天对付起我来，我这样的蠢材哪是对手。” 实际上，类似的管理上的小麻烦，在钟哥的工作室里并不少见。 翻译曾经告诉钟哥，工作室里四十个人，可能有三十五个想偷他的东西。这并非危言耸听，有次钟哥刚拿到空运过来的鼠标和耳机，兴奋地去和工人展示，结果那天下班后，设备就被"零元购"了。 对于马达加斯加独特的民风和社会环境，包包哥也有所体验，他在非洲经商闯荡多年，被偷被抢已经司空见惯，据他说，最危险的时候，“曾被匪徒用武器指着头。” 但有些事情，又让钟哥看到了当地人的另一方面。 钟哥回忆，他的工作室里曾丢过两个充电器。那是从华强北买来的二十五瓦、四十瓦快充，当地工人自己买不起。钟哥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提起了这件事，他没有从惩罚的角度讲，而是换了一个角度：“充电器对我来讲，我不在乎，不贵。但是你偷了以后，你的经理，马国的经理，他是要给我赔的。他的爱人刚刚生了宝宝，还不满月，他正是花钱的时候，你为了得一个充电器，你不是把他害了吗？” 接着他又说了一句：“你们不是经常说一句话叫马国人要帮马国人吗？你把他偷走了，他得给我赔，那你是怎么帮马国人的？然后上帝在天上，他允许你这样做吗？你们天天礼拜天去教堂，上帝允许你这样做吗？” 这番话的效果立竿见影，开完会第二天，那两个失窃的充电器就躺在了桌面上。 在钟哥看来，这两个充电器的失而复得，可以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虽然穷，虽然喜欢偷东西，但还是因为穷嘛，但心地是善良的”，他顿了顿，抛出了个问题，“你想一想，假如这一幕发生在我们中国，你想想，谁管你？谁认你这一套说教？还会给你送回来？把你美死了。” 尽管在管理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钟哥依然更愿意去发掘工人们身上的优点，他觉得许多问题的根源都不在工人们自己。“这是不同文化造就的不同的人。” 有时候，这种复杂的“淳朴”，会带给他一些惊喜。 随着国内打击力度和跨国联合行动，近年来盘踞在东南亚的电诈团伙不断外移，其中有一部分转移到了马达加斯加，这些团伙们在当地试图招揽的电诈人员，和钟哥工作室需要的工人们高度一致，年轻、懂电脑、熟悉互联网、打字速度快、反应快。 简单来说，他们也需要年轻人里的聪明人。 钟哥坦言，电诈团伙们开出来的工资，比游戏工作室给的高多了，可他发现不少年轻人并不愿意去，“孩子们信基督教，他从心里边就知道这是一种罪过，”相比之下，虽然游戏工作室的收入没有那么高，但“他心里是坦荡的。他知道他没害人。” 而且客观来说，这些愿意留在工作室里每天打十几个小时游戏的年轻人，并不真的懒散，虽然他们打哈夫币的效率比不上国内动辄2500万以上的工作室，日产能只在1500万左右，但钟哥眼里，这已经不错了。 且不说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此前都没有玩过游戏，需要从头学起，单就当地连接国服的网络环境，就限制了他们的效率，绕大半个地球的光纤，意味着近500毫秒的延迟，用钟哥的话说，“当你听到枪声的时候，你已经都死了，中国孩子啥时候玩过这样的游戏？” 即使是1500万哈夫币的产能，只要形成规模，产值也算得上可观。包包哥计算过，按每人1500万算，每天单次的产值可以到30元，一天一夜就是60元，50个工人，每个月带来的总产值接近9万人民币。 05、“淘金”的风险 和钟哥的工作室抢人的，不止电诈园区，也有越来越多中国人涌入了非洲跑刀的赛道。 钟哥和儿子发现这个商机的时候，赛道还是片蓝海，那时钟哥做过分析，“有钱的人不懂非洲，他也不懂游戏。懂游戏的人呢，不知道挣钱只知道玩。做游戏工作室的人呢，他不知道非洲的劳动力差价。在非洲立住脚的人呢，他又不懂游戏。形成了一个认知差，所以这个比较小的赛道，没有人关注。” 这个判断在当时是对的，但信息时代的信息差，从来都维持不了太久。 包包哥的经历印证了这个趋势，他发了条关于非洲游戏工作室的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有二千万播放量，好多人找我要做这个事，”但随之而来的是模仿者的涌入，短短一年时间里，“全非洲散了上百家。” 面对内卷，包包哥计划着转型做平台。他准备把国内外的游戏代练业务全部整合到非洲来做，寻求和国内大公司合作，当然，这条路也意味着更多麻烦，“现在回国做系统、做研发、做软件、做APP，我完全不懂。” 钟哥则对竞争加剧的态度很坦然，“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事情，劳动力向廉价劳动力的地方洼地去转移，这个是不可逆转的，它是潮流。” 但来非洲“淘金”，远不是发现信息差那么简单。钟哥认为，这里真正考验的不是眼力，而是你能不能扛住员工管理上的文化冲突、基础设施的全面落后，以及时刻存在的安全风险。 去年下半年，马达加斯加发生政变，这是几十年来最大的一次动乱，最终军队完成政权夺取，原总统被弹劾。动乱初期，一家中国大老板开的财富广场被几万人包围洗劫，钟哥还记得那时的场面，“商品被洗劫一空后，晚来的人开始敲瓷砖、抽电线，把货架、灯管等能看到的东西都搬走，最后实在没东西了，大家就一把火把财富广场给点了。” 那天晚上，他时不时听到外面传来AK47的枪声。第二天早上，钟哥走出住所，在离家约三百米的地方看到了三具尸体。十二月，还有一对在马国生活了十余年的华人夫妻，在家中被人残忍杀害，“过了四天，尸臭传出来才被邻居发现。” 钟哥说，这些都属于“概率事件”，并非每个人都会碰到，但碰到了也就意味着一切到此为止，钟哥对此没什么办法，只能加强自己的安全防范措施，他的住所选在富人区的别墅，高墙上挂着铁丝网，有专业的保安。 在马达加斯加，他没有什么夜生活，每天下班之后，自己就会回到家里，放下门栓。钟哥把自己的住所笑称为一座“小监狱”，“天黑了你就乖乖窝进去。” 聊到当地的经商环境，包包哥则指出了另外一个容易被国人忽视的问题，政府的态度。与国内的地方政府忙于招商引资不同，在当地做生意，如何处理好地方政府的关系使用的是另一套逻辑，“他们不管你在当地开公司招多少年轻人、帮他们解决就业，你就得给他钱，不然就不让你干。” 06、都是走一遭 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跑刀工作室出现，国内的社交网络平台上，相关的讨论也越发热闹。 但这些讨论声，不一定都是单纯的新奇。钟哥有时就会看到些过于娱乐化的表达，让他心里不太舒服，譬如有人玩“电棍”梗，或者直接把这些工人们称作“赛博黑奴”，又或者发表一些其他歧视性言论。 钟哥知道，关注和讨论的人多了，当然会带来流量上的好处，“短期利益肯定好，引起了国内的关注，成了一个话题、风口、热点，大家都在讨论。” 眼球经济时代，热度就意味着更多的订单和收益，可钟哥认为，这种流量的坏处更大于好处，大家热衷于传播和消费那些基于刻板印象的烂梗，本质上是在不断加强固有的偏见。 有时候，直播间里的评论玩梗玩得过了度，钟哥会压不住心里的火气，开口怼回去，“你们在笑话他们的时候，如果再比一比踢足球啊，舞蹈啊之类的长跑啊，你们给他们提鞋都不配。” 对这些跟他小儿子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钟哥的情感很复杂，他感觉得到彼此之间源于文化带来的天然隔阂，也会因为罢工事件和平常管理上的摩擦而烦恼，但他也会从他们身上看见善良和对改变未来的理想。 采访过程中，钟哥不止一次强调过，国内对这些非洲年轻人们的印象，无论是懒散、对游戏等事物的不熟悉还是偷盗、抢劫等等，根源都深植于当地糟糕的经济社会环境，而不是某个个体的问题，在他看来，无论哪国哪地，大家都一样，“我们要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任何人，人都是来到这世上走一遭，都应该过上好生活，没有必要去看不起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