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英国脱欧公投10年：受伤的国家和后悔的英国人

2026.06.24 界面新闻记者 | 陈升龙界面新闻编辑 | 王强 当地时间2016年6月24日上午8点半，保守党人戴维·卡梅伦在唐宁街10号发表了首相辞职声明。此时，距离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公布才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前，英国退出欧盟全民公投的计票结果显示，脱欧阵营以51.9%的得票率胜出。从此，英国正式走上了脱离欧盟的道路。 十年后的2026年6月22日上午，来自工党的基尔·斯塔默同样在唐宁街10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执政不到两年，这位曾被寄予厚望的“稳定先生”终究没能打破换相魔咒。 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若斯塔默年内辞职，英国将在10年间迎来第7位首相，这将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最高的首相更迭频率。 国际观察人士们认为，英国这十年的动荡，根源就在2016年那一场公投。这场完全违背卡梅伦意愿的公投所造成的影响深刻且巨大：国家被撕裂、经济衰退、民意越来越不满。未来，英国何去何从，没人说得清楚。 失算的赌局 自从1973年正式成为欧共体（欧盟的前身）成员后，英国就一直有“拿回控制权”的冲动。事实上，在加入欧共体之前，大不列颠群岛整体对“欧洲”的身份认同感并不高，对于欧洲一体化也始终存在疏离感。 1975年，英国第一次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共体，结果公投未通过。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对欧共体的预算制度和一体化进程很不满意，提出“拿回控制权”等主张。2000年后，欧盟东扩导致大量东欧移民进入英国，引发了部分英国民众对移民问题和国家主权的担忧。 脱欧倾向在2008年之后显现得更为明显。当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英国GDP出现‌负增长‌，随后长期陷入工资停滞、社会不平加剧等困境，一方面，民众对治理体系的不满持续累积；另一方面，脱欧派呼吁收回立法、司法、移民、边境管控的完整主权。 2013年，时任首相卡梅伦在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一家酒店里，向保守党议员们承诺：如果保守党赢得2015年大选，他将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当时，他的本意是消解保守党内部日益壮大的疑欧派，并压制彼时正迅速崛起的英国独立党。他相信自己会赢，因为当时英国财政研究所和智库都指向同一个结论：脱离欧盟的经济代价不可承受。 但卡梅伦想不到的是，他低估了民意的怒火，公投结果与他想要的结果相反。投票中，来自英格兰北部和中部的老工业区力量、英国根深蒂固的疑欧传统力量和在全球化分配中愤怒的失衡者们在投票箱前完成了合流，彻底改变了卡梅伦的如意算盘，卡梅伦赌输了。 豪赌失败后，卡梅伦选择体面下台，将后续的烂摊子留给了特蕾莎·梅等脱欧派阵营的继任者。 因涉及经过反复的延期和漫长的过渡，从公投日到2020年12月31日正式退出欧盟，英国人又耗费了四年半的时间。 对于英国脱欧的后续影响，一些英国时政观察家指出，脱欧公投为英国带来了二战后最剧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政治、外交层面均出现了与脱欧派预期相反的显著变化。 经济萎缩 关于脱欧对于英国的经济影响，《经济学人》的一篇报道客观指出，英国政府借“脱欧”获得政策自主权，重塑农业扶持体系。科技创业者也表示，相比欧盟，在英国创办人工智能企业监管门槛更低。另外，海鹦、龙虾养殖产业是受益行业，普通民众里也有少数获利者。 但很明显，这并非主流。长期的跟踪研究显示，如果没有脱离欧盟，英国的经济体量会比现在大。例如彭博经济研究英国首席经济学家丹·汉森等人发现，英国经济因此受到的损失为其GDP的2%-4%。 另外一些研究更令英国人吃惊。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布鲁姆等通过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25年发布的研究估算，到2025年，脱欧使英国人均GDP比留在欧盟低了6%-8%，商业投资低了12%-18%，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各低了3%-4%。 最新的事实进一步说明问题。英国脱欧后，由于政府更迭、政策反复调整，英镑和英国企业的投资价值、竞争力持续降低。如今英国的GDP已被其曾经的殖民地印度所超越，在全球排名第5位‌。 对此，脱欧派认为，脱欧的后果并不能在短期内下定论，例如为了更好地执行包括移民在内的一系列政策，难免会导致经济出现波动。 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乔纳森·波特斯耶指出，脱欧对英国贸易、投资和生产力的拖累效应是逐渐累积的，并非一蹴而就。 但英国的商人们抱怨不已。尽管在英欧现行规则下，英国商品不会被征收关税，但海关申报、原产地认证和和签证限制等合规成本高企。过去10年，约1.64万家英国出口商因此被迫退出欧盟市场。 十年过去，脱欧派曾大力吹捧的跨大西洋贸易协议，至今也没有实现。即使在2023年亲白金汉宫的美国拜登政府时期内，双方仅通过《大西洋宣言》搭建了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框架，后续落地推进十分缓慢。 根据机构预测，英国在全球商品出口方面的份额从2016年的2.6%跌至去年的2.1%。制造业、金融业受冲击明显，伦敦金融中心出现万亿级资产外迁。 十年前，脱欧派提出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口号：“全球英国”。这句口号的核心是：离开僵化的布鲁塞尔，英国将以独立国家的身份自由地航行于全球化的汪洋，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签订贸易协定，重现大英帝国的荣光。十年后，英国希望通过“脱欧”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及与亚太等地区的更多国家达成贸易伙伴关系的进展也不能令人满意。 对此，伦敦政经学院得出了一个结论颇为刺耳：所谓“全球英国”，不过是一个幻想。 政局动荡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萨拉·霍博尔特花了十年时间研究一个问题：一个政治事件如何深刻改写了一个国家的集体身份。为此她写了一本专著《部落政治：英国脱欧如何分裂英国》，她认为，脱欧公投不只是一次投票，它在英国制造了两个新的政治部落——“留欧派”和“脱欧派”。当一个人的身份认同被贴上如此明确的标签，政治就不再是关于政策的分歧，而变成了一场部落战争。 霍博尔特认为，这场部落战争的影响至今未消。保守党和工党各自在公投的裂痕中分裂又重组，甚至连家庭餐桌都无法幸免于这场国民性的断崖。 过去十年，脱欧对英国政坛的冲击以及“部落战争”的不断发生成为英国难以解决的难题。十年中，从卡梅伦到斯塔默，6位首相更替创下了近200年来英国首相更迭最频繁的纪录。 其中保守党在执政14年后于2024年被赶下台，内部大量温和派政客被排挤出党。每任首相平均任期不到2年，其中特拉斯仅在位49天就因政策崩盘下台。大部分原因是围绕英国与欧洲关系所引发的社会不满情绪。 工党也因脱欧派和留欧派的对立而陷入长期内耗，直到2024年才借民意重新上台。 如今，这两个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政党的支持率下降。工党在2026年5月的地方选举遭遇历史性惨败，失去2024年大选赢得的多数席位。 在此期间，民粹势力异军突起。极右翼英国改革党借脱欧乱局壮大，在地方选举中拿下1400多个议席。该党由英国脱欧运动“旗手”法拉奇领导。 脱欧带来的长期政策不确定性，使得历届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都受到严重制约，根本无力推进长期战略性规划。 在外交层面，随着特朗普上台后英美特殊盟友关系被削弱，英国在国际事务中愈发显得孤立。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俄乌战争以及最近中东冲突中，英国的存在感尚不如德国、法国等其他欧洲大国。 另外，英国脱欧进程中出现的经济下行、社会撕裂等负面后果，也向欧洲传递了与一体化意识相左的民粹主义，直接刺激了多国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让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思潮获得了现实层面的舆论支撑。 移民矛盾 尽管脱欧结束了英国和欧盟之间的移民自由流动，但也呈现出另外一个难以预料的结果，即移民主体出现了变化，并激起了更尖锐的社会矛盾。 脱欧后，大量欧盟劳工离开英国，劳动力短缺迫使英国不得不依赖于非欧盟地区的移民。进入英国的净移民人数已从2023年的90多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17.1万人，但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净移民却激增。 这导致北爱尔兰、伦敦各地的反移民暴力活动此起彼伏。南亚、北非等族裔群体频频遭受冲击，种族矛盾之火不断蔓延。 自去年底起，英国移民体系迎来50年来最大移民制度改革。非法移民与依赖社会福利的入境者需等待20年至30年才能获得永久居留资格。 前往英国的难民主要是来自中东和北非、以及阿富汗的战争移民。试图通过英吉利海峡进行偷渡的非法移民人数在2022年达到4.6万人的峰值，去年仍有4.1万人。由此引发的骚动已成为英国主要的首要政治问题之一。 此前，英国每年为安置难民花费约13亿英镑在难民庇护酒店上，还出资将经英吉利海峡抵英的非法移民遣送至非洲国家卢旺达安置。2024年7月，斯塔默就任首相后立刻废除了“卢旺达计划”，并计划在一年内关闭所有庇护酒店。 有分析指出，建立一个频频审核数十万人的移民系统，其行政成本和复杂性远超现有模式，还可能会影响英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与此同时，社会的另一端也出现大幅度的流失。2024年10月工党上台后，政府预算案大幅提高了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还取消了“非本国”税收优惠，富豪们开始寻求黑山、阿联酋、马耳他和哥斯达黎加等新的避风港。最新发布的《全球私人财富迁徙报告》指出，英国在今年将成为全球高净值人士净流出（1.65万）最多的国家。 重返欧盟？ 脱欧后遗留的诸多争议与难题也考验着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尤其是在北爱尔兰问题上。工党正致力于“重置”双方关系。 2020年英欧达成《北爱尔兰议定书》，将海关边界设在爱尔兰海，要求从英国本土进入北爱的货物接受检查，以此避免北爱与爱尔兰之间出现实体关卡。这一矛盾至今仍是英欧关系中最核心的摩擦点。 2025年12月1日，斯塔默承认，脱欧协议严重损害了英国经济。为了实现经济复苏，英国必须继续减少摩擦，继续朝着与欧盟建立更紧密联系的方向前进。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呼声愈发壮大，民意基础出现明显反转‌。最新民调显示，55%的民众明确支持重新申请加入欧盟，超两成当年的脱欧选民已反悔。 2026年5月IPSOS的民调显示，48%的受访者认为脱欧带来的结果变得更糟糕，这个数字为2021年同期的两倍。仅9%的受访者认为更好，远低于5年前。 同样在今年5月，法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尼古拉·巴韦雷在《观点》周刊网站的文章中写道，英国想要解决生产力不足、吸引力下滑、社会失序与治理危机，必须重新找准定位，重回它曾想离开的欧洲核心圈层。英国迫切需要借助欧盟力量来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尽管如此，国际专家认为，“重返欧盟”在短期内很难在英国国内形成统一共识。眼下政治上的罕见普遍共识是，先实现监管对齐、恢复部分领域的人员流动，再逐步重新嵌入单一市场框架。 民调机构“舆观”的资深分析师卡尔纳（Peter Kellner）长期研究公众情绪的变化。据他判断，眼下民意的反转幅度还没有达到足以再次推动实际行动的程度。 工党自2024年上台以来明确排除了重返欧盟的可能性。至少目前来看，该党没有足够的政治空间来推动这一议题。 即将下台的斯塔默强调，现阶段双方关系的改善主要限于贸易便利性。他的潜在继任者伯纳姆在上个月的竞选活动中表态，不主张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人们必须尊重公投结果。 而保守党也未将“重返欧盟”纳入正式竞选纲领，且认为这样做会使得英国每年至少要多支付50亿英镑的成本，还需重新接受人员自由流动等不利规则。 另一方面，欧盟的态度似乎也并非张开双臂。欧盟领导人和欧盟国家对此一直深有痛感：是英国终结了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梦想。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欧洲研究所教授伊恩·贝格分析认为，多个欧盟成员国、欧盟机构内部不少人士，都不愿重新接纳这个屡次搅局的大国，并担忧英国二次“脱欧”。另外，即使英国能回归欧盟，也将无法再享受欧元区、申根区的豁免权。英国当年享有的欧盟预算返款机制也大概率不复存在。